空壳婚姻，使她成为强迫症患者

既要婚姻的名分与权利，却不愿尽妻子的义务与责任，她陷入尴尬境地，以至于成为强迫症患者。自我强迫和自我反强迫是神经症患者心理冲突的典型和尖锐的表现形式，也是他们精神痛苦的根本所在…… 　　案例 失去安全感的婚姻 　　瑞脸相端庄却不失柔媚，高高的额角使她显得高雅干练。 　　瑞今年36岁，有一个7岁的女儿。从国外归来之后，瑞便住在父母家中，以养病为主，没有工作。但是，她却有着周游世界的不平常的经历。 　　10年前，瑞以青春与聪明美貌博得了上司赏识，先当秘书，后作夫人。比她大25岁的董事长为了完全彻底地得到她的身心，不惜花费大笔资财与原籍的妻子离婚。 　　瑞是一个聪明守旧的女子。这样的年龄差距、地位区别，这样的跨国婚姻关系，使她心里存有对爱情的“不洁感”。因此她并没有函告亲朋好友，只是一个人悄悄地跟着老板兼丈夫的新郎，马不停蹄地奔赴世界各国，从事公司的管理业务。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 　　突如其来的生活变故，使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本就淡淡的恋情，被这紧张动乱的商海冲击得所剩无几。加之老夫少妻间性生活的不协调，生活上的不习惯，观念上的差异，文化上的阻隔，他们仅有的一些热情也逐渐趋于消亡。不是他不能胜任激情，而是她，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无法适应丈夫愈忙愈烈的性欲。 　　她总是匆匆地到一个地方，未及完全适应，又匆匆赶到别处。孤独无助的感觉总是紧随着她，使她陷于焦虑与紧张之中。 　　在某国的一幢又高又大的玻璃房子中，只有她和女儿两人，独住在星空下。有一次，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电闪雷鸣，看着从天而降的雨水，她惊恐得几乎发狂，而幼小的女儿却依然平静地朝着妈妈微笑…… 　　就在那一刻，瑞突然清醒地意识到：这决不是自己所期望的生活。她不管丈夫是否愿意，整理好行装，带着女儿匆匆回国。 　　丈夫既然无法挽留，便也放开了手。起先还有信件与电话问候，时间一长，干脆连钱也越来越少寄。 　　如今瑞暂时在上海养病，每天早上起床后，她便把自己身后的衣橱反反复复地擦得一尘不染。走到卫生间，更是从厕所的门开始，一直擦到里面的卫生器具，不厌其烦。 　　事情最后发展到每天大便以后，她一次要用掉十几张手纸，还唯恐没有擦干净。有时候她发现肛门几乎要被擦破，渗出了淡红的血丝，但她仍然无法停止。她被内心那种“不洁”观念强迫，直到自己认为差不多了，才能停止下来。 　　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瑞的心情相对比较轻松。那一缕缕斜进窗口的阳光，会带给她一丁点儿欣慰。她为自己可爱的女儿祈祷，女儿是她面对任何灾难时最大的安慰。 　　但是，午睡后醒来，她的心便不可阻挡地卷入了抑郁、绝望、痛苦的旋涡中。有时候，会突然冒出一个非常荒诞又非常令人恐怖的念头：看着墙上挂着的空调，她会想它是否会掉下来，砸在女儿的头上。明知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但却忍不住产生恐怖的念头。 　　瑞说她已经尝够了强迫的种种痛苦，有时候几乎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志。但是看着年迈的父母与幼小的女儿，她心中便又充满歉疚与不安。她认为自己的存在对于亲人来说至少是一种精神与心理上的安慰，于是她又强打起精神四处求医，企望通过治疗，重新恢复健康。 　　心理分析 强迫是一种心结的投射 　　从瑞的遭遇中，能发现她的忧郁与强迫行为的产生缘由。她陷入了一个严重的心理冲突之中：她既想洁身自好，不愿苟且失衡的婚姻，却又因自身的种种限制与困境，不愿接受婚姻破碎的事实，便躲在自我欺骗的幻想中，觉得自己还掌握着婚姻的主动权。 　　也就是说，她需要这个婚姻的外壳，却不想要婚姻的实质内容。于是，她便陷入了难以自觉且难以自拔的强迫状态中。 　　瑞的情况符合强迫症的典型特征：1、体验到思想或内在驱使是她主观活动的推力；2.主观上感到必须加以对强迫的抵抗，这种反强迫与自我强迫是同时出现的；3.有症状自知力，至少自己希望能消除强迫症。 　　她的临床表现可称为“洗涤者”。他们特别嫌脏，反复洗手，也包括反复洗衣、洗餐具等。严重者每天洗手不计其数，可导致皮肤发炎。他们可以公开承认他们的强迫观念与行为，如果有人不慎而碰触了他们身上的某个部位，甚至是头发，也会令他们非常不安，并想方设法去清洗。除“洗涤者”外，还有表现为“检查者”的强迫性行为。 　　强迫症个案重复发生的行为，不但是仪式化的，更是象征性的。透过这些象征性的行为与观念，投射出潜意识的心结。 　　心灵解码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在我理解，她的丈夫早已在心理上、感情上把她们母女放弃。他既不来看望，也无电文问候，甚至断绝经济来源，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来迫使瑞结束这形式婚姻，带给她沉重的心理压力。这是困境之一。 　　为了顾全面子，她不愿对家人细说不幸，以免导致家人对她产生看法，这是困境之二。她嫁给了跨国公司董事长，本该有一掷千金的气派，可她窝在家中，寄人篱下，数着小钱过日子。瑞不愿意他们知道自己是靠着往日的私房钱，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 　　困境之三，是瑞本人身体有病，行动不便，根本无法工作。再如此下去，她与女儿的生活都会成为问题，又怎可能到外国去谋生？正是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便她陷入了强迫症状之中，以“洗涤者”的行为方式，企图穷源竟委，把自己的命运弄个水落石出。 　　她紧张、焦虑、惊恐，却又不愿正视这些困境，以“将来要去外国落户”来掩饰直觉预感到的尴尬。但是，空洞的婚姻外壳是不能使她摆脱困境的，她无力无钱，连行动都不方便，又怎能去外国。 　　我对瑞直述了她的境遇，她并没有表示反对。也许她对这一切早已一目了然的，只是隐去不说而已。 　　我以为，如果她果真觉得这场婚姻是不合适的，不如名正言顺地依法了结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唯有正式离婚，她与女儿的合法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障。而像她原来的所为：既要婚姻的名分与权利，却不愿尽妻子的义务与责任，就会陷入尴尬境地。